文化，為什麼？

--龍應台

曾經有一個特別難忘的場合，做為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長的我被要求當場「簡單扼要」地說出來，「文化是什麼？」

一九九九年九月，第一次以官員身份踏進台北市議會，開始了長達四個月的質詢期，每天坐在議會裡四五個小時接受議員輪番問政。議員發言多半用一種怒吼咆哮的聲音，透過麥克風擴大音量，耳朵嗡嗡作響，一天下來，我總是在半暈眩的狀態下回到辦公室，再批公文到半夜。交通局長原是台大教授，他說他的症狀是胃絞痛，嘔吐。

到了十二月底，事情變得迫切了，因為預算必須完成「三讀」通過，一月份開始的政務才能執行。咆哮了四個月的議會為了要表現「戮力為公」，很戲劇化地總是拖到十二月的最後一兩天再以「通宵不寐」的方式審查預算，從下午兩點開始連審二十四或四十八小時。在這個過程中，五十二個議員可以分批輪流上陣，回去小睡一場或者吃個酒席再回來，每個局處的首長官員卻得寸步不離地徹夜死守。

我坐在大廳一隅，看著窗外冬夜的雨濕濕地打在玻璃窗上，戚戚作響，覺得全身徹骨的寒意。

就在這樣的一個陰冷寒濕、焦灼不安，而且荒謬透頂的清晨三點鐘，我突然發現「龍應台局長」被喚上了質詢台，為台北市的文化預算辯護。一個議員，剛從外面進來，似乎喝了點酒，滿臉紅通通地，大聲說，「局長，你說吧，什麼叫做文化？」

對著空蕩蕩的議事大廳，冬夜的清晨三點，台北市文化局長說：

文化？它是隨便一個人迎面走來，他的舉手投足，他的一顰一笑，他的整體氣質。他走過一棵樹，樹枝低垂，他是隨手把枝折斷丟棄，還是彎身而過？一隻滿身是癬的流浪狗走近他，他是憐憫地避開，還是一腳踢過去？電梯門打開，他是謙抑地讓人，還是霸道地把別人擠開？一個盲人和他並肩路口，綠燈亮了，他會攙那盲者一把嗎？他與別人如何擦身而過？他如何低頭繫上自己鬆了的鞋帶？他怎麼自賣菜的小販手裡接過找來的零錢？

如果他在會議、教室、電視螢幕的公領域裡大談民主人權和勞工權益，在自己家的私領域裡，他尊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嗎？他對家裡的保母和工人以禮相待嗎？

獨處時，他，如何與自己相處？所有的教養、原則、規範，在沒人看見的地方，他怎麼樣？

文化其實體現在一個人如何如何對待他人，對待自己、如何對待自己所處的自然環境。在一個文化厚實深沈的社會裡，人懂得尊重自己──他不苟且，因為不苟且所以有品味；人懂得尊重別人──他不霸道，因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；人懂得尊重自然──他不掠奪，因為不掠奪所以有永續的智慧。

品味、道德、智慧，是文化積累的總和。